《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读后

（南师附中新城初中   杨园园）

史景迁（Jonthan D.Spence），美国著名汉学家，因敬仰中国史学家司马迁而取此名。史氏曾师从费正清的学生、著名女史学家芮玛丽（Mary C．Wright）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处女作、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获得过“The John Addison Poter Prize”大奖。史景迁主要著作有《康熙自画像》、《中国纵横》、《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追寻现代中国：1600 年—1912 年的中国历史》、《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620－1960）》等等。史氏以“讲故事”闻名，重诠释与艺术化表达，《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便是其早期使用文学风格的作品之一。此书由李碧玉翻译，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48页，12万余字。

一．本书的聚焦点

本书讲述的主要是明清鼎革之际（1668-1672年间），在中国北方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郯城所发生的事情。书中所聚焦的是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乡村人物及他们的生活，这些人既不同于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也不同于叛乱的领袖，在大历史考察中常被看作是边缘性人物的角色。而且，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出名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有关它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数据匮乏，而遭遇灾情不断的农民也没有选择造反”[1]的小城。史景迁有意的将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城所发生的事情展露给读者，不仅是为了将这些乡下人的外在穷苦、地震的恐怖、农民的愤怒以及官方收税员的压榨展现出来，更是希望能够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暴露出这些一穷二白的男女内心深处的情欲世界、幻梦与孤寂。这主要是通过记述王氏妇人与人私奔、被情人抛弃、回到夫家被丈夫所杀的故事来展现的。对于王氏内心世界的刻画是本书的点睛之笔，为此，史景迁重组材料，并试图借助大量的想象来重建王氏死时的场景，正如他在前言中宣称的：“我以为，如能用蒙太奇的方式将某些形象串接起来，我们也许可以越过那个遗失世界的其他资料，更好地表达王氏在去世之前的睡梦中可能想到的东西。”[2]事实上，史景迁的确发挥了想象，形象地刻画了王氏在睡梦中的内心世界。但是，史景迁综合了大量的文学形象，超越史料来重建人物内心的做法，又使本书看起来文学色彩十分浓厚，充满了梦幻的色彩。事实上，这正是史氏有别于一般史家之处。

同官书上所记载的贞洁列妇、才女佳人相比，王氏只是郯城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我们甚至无从知道她的名字，她也没有因为其夫的显贵或不平凡而被人提及，甚至连她丈夫的名字我们也无从知道，只知道是一位任姓男子，以在田里做工为生。我们能知道的就是17世纪60年代后期她与任姓男子结婚，二人生活十分困苦。1671年，也许是出于不堪忍受生活困苦的原因，王氏与情人私奔了。但不久又被遗弃，王氏只好回到郯城。由于不敢面对丈夫，王氏就暂住在附近的道观中，并被邻居高氏发现。王氏的举动激怒了丈夫，其夫在寻找王氏时与高氏发生了口角，脸被高氏打了几巴掌。尽管王氏最终还是回到了夫家，但是其夫内心的怨恨却一直没有平息。终于，这股怨恨化作杀机，王氏在睡梦中被丈夫掐死。然后，其夫就把王氏的死嫁祸于以前羞辱过自己的邻居高氏，既对王氏的不忠作了报复，又解了对高氏的怨恨。但此案为知县黄六鸿明察暗访之后找出了真相，使此事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是史景迁为我们呈现的王氏的故事。

本书名为“王氏之死”，但实际上，王氏的故事只占本书的一个章节，甚至这个章节的大半部分描写的都不是她。而且，作者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当时悲惨的历史场景：地震、旱灾、水灾、雪灾、蝗灾、白莲教起义、土匪抢劫、税收压迫、宗族迫害、男女情感、妇女的贞操问题，尤其是寡妇生存艰难的社会原因，等等。王氏的故事穿插于其中，只占小小的篇幅，显然看来主题不够明确。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只有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主人公王氏的私奔、被杀及被顺利结案的经历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之所在：即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作者有意的呈现给读者沉重历史中的“冰山一角”，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冰山角下还隐藏着汹涌的暗流，以此来说明，王氏的遭遇固然是其个人的悲剧，但也是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本书的资料来源

 综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当然也不乏许多二手资料。本书主要以三种重要形式的史料作为基础。

一是做了两年郯城知县的冯可参所编的《郯城县志》。因为他“似乎要真实地保留一部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或者粉饰”[3]，而且当时人记当时事，因此就更为客观、直接和可信，尤其是县志中所记的列女传是本书的史实基础。

二是官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代间写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与笔记结集成的《福惠全书》，该书属于官箴文类。由于黄六鸿作过郯城知县，其对法律案件的翔实记录使其有别于其他史料，成为本书描述地方纠纷和官员断案的重要参考材料。王氏一案的审理过程就是从中结析出来的。尤其是，黄六鸿是一个非常敏锐地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并力求准确。例如他在记笔记时常记下某一特定事件所发生的确切时刻和日期（阴历），确切的货币额或者人数，以及参与某一交易或对抗双方的人员情况[4]。这无疑为本书中许多故事的细节描写提供了详细的材料，为史氏的人物刻画提供了可行性。

三是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选择此书作为参考资料，是因为蒲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与郯城接壤的淄川县。所以，蒲松龄的小说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当时人的情感世界，尤其是蒲松龄在路经郯城时的记述及其生活中听到的有关郯城的传闻，这对冯可参和黄六鸿偏重史实而忽视郯城居民精神生活的记述起到了有力补充。

三种材料交叉运用于本书之中，使得本书风格迥异，因此，使本书看起来不象实证史学作品，更像梦幻与现实结合的文学作品。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观察者”是通过冯可参、黄六鸿及蒲松龄记述来观察山东郯城一个无名小镇上土地劳动者的生活情况。这些人无钱无势，在困乏之时，并没有多少强宗大族势力可依靠，这几乎是中国最广大农村农民生活的缩影。本章从生动的描述1668年7月25日的大地震开始，引出下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在遭到清朝的征服、盗匪的洗劫、地震与大饥荒之后，无钱无势的农民仍默默的忍受沉重的赋税。本章也描述了当时的乡俗与社会道德情况。第二章“土地”描写了雪灾之后，生活无力的农民依然要上交朝廷规定的税额，同时还要负担田赋之外的征调修路、护路等杂役、杂税。有钱或有势力的人可以想方设法逃税，而由此造成的税收拖欠就被转嫁给那些没有势力的农民身上了，使本来遭灾的农民生计雪上加霜。各种危机也由此展开。第三章“寡妇”主要是依据《郯城县志》中列女传的记载，展示了当时的寡妇如何凭着决心和坚定的道德目标生存下来、谋生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守节成了当时社会对女子评价的道德标准，在这里，“女人的好品德是贞洁、勇敢、坚毅，和无条件地接受流行的男女等级差别。”[5]很多妇女因为要遵守社会奉为圭臬的价值观而选择自杀。此中也穿插了蒲松龄的小说故事，将现实与取材于现实的小说互证开来。本章同时也描写了寡妇如何为保护财产而努力的，这主要是通过彭氏寡妇与夫家在财产方面的纷争展现的。这是因为《大清律》规定，“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因此，有时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寡妇可能会选择守节。第四章“争斗”主要是写地方上的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文中对崔猛侠义的性格及其遭遇描述得颇为生动，它表现了乡村社会中有良知的人对村中的民事纠纷的参与及其对官府行政能力的补充。第五章“私奔的女人”才是写王氏如何私奔、回家、被杀的事情。正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赋税的繁重，生活的不安定，才使王氏选择出走来摆脱困境。在本章中，又重申了政府与社会对女人品德的价值判断及法律对挑战这些道德的女性的惩罚规定，王氏的失德显然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是应当被谴责的，她的被杀也就在情理上找到了合理性。“结局”是对王氏一案的圆满处理。出于乡俗与“孝”的考虑，官府并没有处死王氏的丈夫，邻居高氏也因打人受到了教育，官府又出资将王氏体面的下葬。

整个郯城社会下层生活的社会图景因为王氏妇人的死而被抽丝剥茧，细细犁出了全貌，向人们展示了那些连名字也不为人所知的普通下层人民的生活及其内心世界。

四．本书的特色

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史与文的互证。在实证史学为主流的趋势下，史景迁独辟蹊径，以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补充来重建历史。文中将史料与文学作品参错运用，互相印证，将历史的真实与重建一并呈现给读者。史氏以优美的笔触与文学式的写作方式描写了鲜少为人关注的历史，是其著作吸引诸多非专业的读者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写作的特点之一。史景迁不拘囿于史学方法的主流，重诠释与重建，使断裂的历史事件有了关联感和血肉的生动，使枯燥的历史实证变成了通俗的叙事。这在写作方法上值得肯定，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的另一特色就是利用乡土资料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本书是社会史研究视角，作者使用乡土资料，通过对乡土人物、乡村生活的生动描写，再现了清初下层社会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宏大场景，开运用乡土材料研究社会史的先例。中国的古代下层社会不像中世纪的西欧，从中我们“找不到类似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细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6]，这是因为中国的史料大都是记载政治或精英阶层方面的，即使有关于下层普通百姓的纪录，也多散见于其他史料当中，从中很难窥见下层人民生活的全貌。以往的史家多将关注点放在官方纪录当中，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考察也很少涉及，而史景迁能够选择乡村史料入手，考察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其视角与方法实在是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史氏在本书中还注意将心态史运用到人物心理描写当中，重建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在本书中对社会下层史和女性史方面的关注也敏感的走在了史学研究的前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以“讲故事”著称，这一点与另一位史家黄仁宇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注重宏大叙事，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关于这一点，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可以与本书的写作方式相媲美。

五．本书的问题

尽管本书在写作特色上有诸多优点，但是本书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可能是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史氏在史料运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误差。比如其对数字的理性化计算：在介绍郯城县税赋时，作者称道:“根据登记的成年男子而征收的人丁税是每年120 个铜钱，以9498 个人计算，一年的税额是1140 两银子( 242 名绅士和科举考试得学位者豁免这个税) 。基本的土地税为每亩地15.7 个铜钱；因登记的土地有828 223 亩, 一年的土地税为13 000 两银子……”[7]。类似的还有对人数“十者仅存三四”[8]的理解，史景迁将之理解为十分之三或十分之四。事实上，中国在记录数字时都是约指，不能作为数字分析的严密佐证。另外，作者在概念界定中的数字上也出现了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第31页前文说“五家一组”的甲，后文又说“十户一甲”，到底一甲包括多少户人家，作者在同一页就给出了两个概念，显然行文不够严密。

其次，史氏在史料解读方面也存在失误，如第19页对蒲松龄妻子的忠诚和妯娌们争吵的史料引用出现了误读，第83页“或数十文钱，郎鬻其妻；一二馒首，郎鬻其子”的引文中“馒首”疑为“馒头”，在笔者查证引文原文的过程中也未能找出此条核对，因此不敢妄下结论是本书作者失误，还是译者失误。

再者，借助文学作品来印证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合理性。但是，在12万字的篇幅中，史氏过多引用蒲松龄的小说原文，有的一条引文就达两千五百余字之多，就使本书显得实证不够。

最后，本书的翻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译者水平稍有欠缺，翻译过程中出现一些“现代”的词汇来对应古人的身份，例如31页的“警察”、32页的“治安官员”、“薪金”、33页的“薪水”、104页的“靓女”等等，给原作者的行文风格造成被动的改变，也令原作白璧微瑕。

当然，本书还有其他方面的优缺点，囿于学识，暂且讨论到此，还望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尽管，本书在翻译和行文中存在着微瑕，但是它们却不能掩饰史景迁这部著作的光彩之处，因为从中我们能学到的不仅是治史的启发，还有其所建构的下层人民的生活场景给我们带来的观念上的冲击。从中，我对古代下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文化、生存模式、内在机制都思考了很多，但是囿于学识粗浅，我不想冒然地将这些想法付诸于此文。这些也将会成为引导我对中国古代社会进一步思考的动力和导引。

参考文献：

1．[美]史景迁著，李碧玉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第1版。

2．（清）黄六鸿撰：《福惠全书》，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3．（清）王植、张金城等纂修：《郯城县志》，中国地方志丛书，清乾隆二十八年刊本影印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