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不大清楚的一件事，仿佛注定了我这一生要与先生和她的情感教育联系在一起。大概是1993年，我还在江苏省镇江师范学校任教，偶尔从《扬子晚报》上看到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报道消息，大意是我国首部情感教育学术专著正式出版，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朱小蔓博士。因为我是1984年毕业于南师大教育系的，应该没有听说过朱小蔓这个学者的名字，心里有点好奇，这么一个洋气的名字一定是位留洋博士，从这一刻起先生的名字和情感教育这个学术命题开始深深地吸引了我。1994年，得到人事政策的允许，工作十年后终于能有考研究生的机会了。当时经大学同窗缪建东副系主任的引荐，我幸运地成了朱老师小蔓先生的开门弟子，锦宏也成了我的同年级师弟，彼时的我年已三十有五矣。

回味求学往事，幸福感每每油然而生。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学到大学能遇见自己爱的老师是幸运的，这样的老师必定是人生中的重要他者。应该说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遇见。可能是因为工作以后重回学校读书的遇见，朱老师小蔓先生于我的成长和人生更具有特殊意义吧。记得我和锦宏入学后第一次与老师见面的时候正值晚饭时分，老师请我俩在师大后门的一家小面店吃了一碗面馄饨，我放了好多辣油，先生似乎有点惊讶。席间，先生教导我们的第一个训诫就是嘱咐我们要团结好，学习好。我和锦宏相顾一视，我说：“老师，我们俩很团结啊。”老师微笑着看了我们一眼。

1994年，先生由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转而任教育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不久又升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这样，我们的课就经常在朱副校长的办公室上了。除了上课，我和锦宏、次林、晓明等同学几乎每隔一两天必定要去校办和老师见一面。如果有三天时间先生没有见到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她一定会用BB机拷我们，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师生感情令当时许多旁门研究生同学的羡慕。也正因为是这样，先生的《教育哲学》《情感教育概论》等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旁听者。因为那时候外出讲学和教育指导的事情不多，先生可以在公务忙完之后与我们进行学术聊天和对话，每次对话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她最近读过的书，甚至摘出许多至理名言念给我们听，说到激动处竟有手舞足蹈的冲动，先生之于学术研究就是凝结着这样的热情和执念。这也可能是后来先生喜欢进行对话的一个原因吧，这样的习惯差不延续到我们毕业，对话教学也成了先生的一种独特的教研方式。

先生的道德哲学思想和情感教育理论为我们在今后研学的道路上继续求索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通过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品格铸就了我们作为教育人生的核心价值观。

研二的时候都要做开题报告，我不知道写什么主题，茫然没有头绪。先生也没有给我明确的题目，只是见面就谈论她对情感教育研究的心得，压根儿不提我的论题。有一次，无意中先生提到学界的前辈们要建立具有南师大学术传统的人文教育学派。我忽然觉得自师从先生以来，一直有个思而不明的问题，那就是教育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我大一上鲁洁先生的《教育学》起就成了一道未完成的作业。什么是教育一直困扰着我，幸而，先生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理论和情感教育理论给了我方法论的抓手和理论支撑，于是我选定了《论教育的人文精神》作为论文选题。做一篇三万字以上的硕士论文对我来说好费力，那时刚刚学会用电脑输入，很有新鲜感。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电脑业务很不熟练，花了近三个月时间爬行一样用键盘敲出来的两万多文字，不知什么原因在电脑硬盘里消失了。这时距论文答辩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同宿舍的学友早已将论文打印好，天天睡大觉，我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好在先生给予了最大的宽容，不断地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观点并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我不得不挑灯夜战，论文总算敷衍成篇。老师看了后欣慰地说了一句：“嗯，你的后记写得不错。”

答辩的导师组，还有先生的导师东南大学的伦理学家王育殊先生，《学海》的主编蒋兆年先生，上海教科院的梅仲荪先生，镇江师范学校的校长徐柏林先生（我原来工作单位的领导），以及我院的刁培萼先生和杨启亮先生。从答辩组的专家聘请，可以看出先生的学术宽容度和多元化的开放视野。

当时我的专业是定位在教育哲学方向，因为教科院的前辈刁培萼先生年事已高，先生的公务又很繁忙无暇顾及本科生的教学，教育基本理论教学的后续教师较为缺乏，先生建议留我在校。因为人事关系问题，毕业留校是一件很费周折的事，学校还专门发了人才商调函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主要是原人事主管单位也决然不放，让我回原地任职。先生为我的事也是伤透了脑筋。后来我的原单位专门邀请先生去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对方最终被先生的学术魅力和教育理念所感动，这样我才得以继续留在先生身边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追随先生学习。

由于我和锦宏在读研期间参加过顾明远先生主编的《世界教育大事典》部分中国古代教育事件的编纂工作，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论文完成答辩后，先生交待我一个任务，梳理一下中国传统的情感教育思想。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情感教育思想的视角和评价具有独到的眼光，让我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领域。这是我跟随先生学习和研讨共同完成的第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教育研究》期刊。

先生一贯将教育生活视为理论研究的土壤，将中小学校视为教育思想的实验室，始终将儿童视为教育的生命主体与成长主体。她通过课程研究指导、专题学术报告、教师对话沙龙、课堂教学诊断等方式，与一线教师形成了具有教育创新活的专业共同体。同时，也让我们在读书期间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深入与一线教师接触的机会。

我记得有一次随先生去南通，参加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研讨会。当时李老师多次向先生请教说由情境教学如何转换到情境教育，她似乎遇到了理论上的瓶颈，希望先生的情感教育理论能帮助她解决这一难题。一路上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先生带领我们几个学生几乎从上车讨论到下车，一直围绕转换这个话题在讨论。我们一个个都困得哈欠连连，唯有先生一直处在思维的活跃状态，启发引导我们深入探讨穿上话题。没曾想到，到了宾馆吃好晚饭后，先生又召集我们去她的房间开会继续讨论。后来，只要是跟着先生外出开会，大家都知道晚上开上课会是肯定的，难怪她总是自称“我是一个教育的痴迷者”。

作为我国素质教育较早的宣传者和推动者，也为了广泛推动情感教育的实践，先生邀请了南京、镇江、南通、无锡、丹阳等多地的小学参加素质教育模式的实验工作，她多次带领研究生赴各地小学听课，作学术报告，开展主题活动等。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积累，各实验学校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最后形成了专著出版。《小学素质教育模式理论——反思与建构》项目也于1997年获教育部师范司基础教育改革优秀成果一等奖。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情感教育系列丛书也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1996年起，先生负责着手筹划建设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这是南师大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附属学校，我也参加了论证小组的工作。先生提出要依托南师大的学术资源和专业优势，通过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形成办学特色，并且学校的办学理念要面向国际开放，办成真正具有实验性质的新型中学，她为南师大第一所附属实验学校的筹划和设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刚留校不久，学校和学院就迎来了一件大事。教育部要建立一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不仅奠定申报学科在全国的领头地位，而且将大大改善学校人文学科研究的条件。当时学校成立了包括老师在内的由两位校级领导和一批校内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向教育部申报道德教育研究所。鲁洁先生和班华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南师大的道德教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也在海内外形成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这些先决条件为南师大申报道德教育重点研究基地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在基地项目申报中，学校决定由老师作为学术领衔人，并决定鲁洁先生为名誉所长，先生兼任所长，我担任建所时期的办公室主任，也是申报工作的秘书。

申报工作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申报了两次才成功通过。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先生对人文社科基地的建设规划和道德教育研究的理论方向、专家队伍建设、国内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布署，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格局。因为申报的条件非常苛刻，表格中的数据不仅需要有证据，还不能允许有一个标点符号有错。老师也是亲历亲为，除了处理学校公务就是和我们小组一起逐字逐句地讨论申报的内容。最后的通稿工作由我来完成，还要打印装订，我便将门里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召集起来帮忙，他（她）们一有空就来研究所办公室或者学校科技处一起做材料。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博士生杨一鸣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将材料如期打印完毕并装订成册。我们估算了一下，一稿一稿的修改，先后一共打印了近四万张A4纸。吃好早饭后，我还有3节教育哲学课，然后晚上与其他老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送材料。终于批下来了，现场坐镇的先生和申报组的老师们都特别高兴。我和副所长杨韶刚老师在北师大京师楼抱头大哭，先生也满含热泪，其实当时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

建所的过程同样也不简单，好在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政策和条件。先生对建所提出的要求又很高，包括专家工作室喝咖啡的地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是要联系国内外的德育研究专家和理论工作者，争取让他们都能成为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兼职专家或短期驻所专家，再则还要对研究所进行装修和设备的安装，这个工作量很大。

设计所徽和宣传栏，安装地板，买家俱，装设备，没日没夜的也没有双休日，还要和装修的、卖设备的人讨价还价，样样都要亲自动手。有一天是星期六的早上，我去办公室检查装修的电器。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拎起电话听到老师的声音。我就问：“老板，你怎么知我在办公室的啊？”言下之意是希望她表扬我一下，不料对方传来一句话：“星期六你不在办公室那在哪啊？”……我到现在也还没想清楚，为什么星期六我一定要待在办公室？

2000年1月，先生带我出了一次远门，应李荣安教授之邀去香港教育学院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做“四地”公民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其实，那个时候她已经面临着要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任所长之职。先生主持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德育研究所工作期间，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内外具有前沿意义的教育理论成果与专家学者到国内访问交流，另一方面努力推进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研究的国际表达和理论共享，其学术观点和理论成果赢得了海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同和赞誉。

老师到了中央教科所后，也将一股学术风气带到了那里。央所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还建立了访问学者制度，我们去那里开会和学习的机会也变得多了起来。我的第一届研究生张志欣和王秀云同学还专门去中央教科所作了为期约一个月的访学，在那里两位研究生的收获是非常多的，这也得益于先生的着意安排。奖掖后学，立达惠人历来是先生的待人之道。 

2007年6月，先生的学术专著《情感教育论纲》由人民出版社再度出版发行。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情感教育国际论坛暨《情感教育论纲》再版座谈会。我作为学生也有幸受邀参加此次会议，记得到会的有学界前辈黄济先生、陶西平先生，还有东南大学的学者樊和平教授，以及英国情感教育专家彼特.郞教授和加拿大学者马克思.范梅南教授等。先生开创的情感教育研究新领域受到了国内外同行极高的认同与赞誉。

2012年9月，适逢南京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先生也应邀参加此次盛会，缘于我与先生的师生关系，学校指定我作为先生的具体联络与接待人。我记得先生那天一到校园就一路遇到原来的同事和故交，一路欢声笑语，一路的握手和拥抱。我早就准备好了单反相机，抓拍了许多感人的场面。先生自去北京任职虽然离开南师大许多年，但是从各级领导到一些校工见到先生无不流露着久别重逢的喜悦。朱小蔓，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情怀、人格魅力和教育诗意的名字。我坚信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因为这个名字而更加理解教育的精神内涵。 

“天若有情天亦老”，先生的后期几乎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边以惊人的毅力探究学术，著书撰文，不断完善自己的教育学术思想，追寻教育理想的光辉。2020年8月10日下午3时，庚子年六月二十一申时，先生停止了思想，竟与我们永别。噩耗传来，举界震惊，我们无不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时至今日，我的眼前还不时晃动着先生生前的一幅幅画面，挥之不去的是一生的师生情缘和无限的追思。